一、从纸庄学徒到华侨企业家的周仰云
周仰云，原名树瀛，1885年生，连城县文亨乡周屋人，是连城著名的爱国华侨企业家，继承和发扬了客家人爱国爱乡的优良传统，在连城人民中享有崇高的声誉。
周仰云仅受过启蒙教育，少年时期在连城纸乡姑田永丰街的“广隆昌”纸庄当学徒，以勤奋机敏为广东潮州的吴老板所倚重，后派往潮州负责推销手工宣纸。在潮州期间他发现潮汕地区的人们喜爱抽卷烟，于是他白天在纸行工作，晚上便用粉连纸手工卷烟。开始他的卷烟卖给同行同事们抽，后来卖给潮州的一些烟店，就这样经过几年的不懈努力，积累了一些资本。
民国3年（1914年），他在潮州与友人合作经营德国拜尔厂出品的颜料。时值第一次世界大战，海上交通受阻，货源短缺，价格涨跌无时，几度折腾，颜料商店宣告破产。后来和同乡在潮州组织“连兴昌”纸行，经营连城纸张业务。再后又在汕头与粤、闽两地商人合建“广福”烟草公司，并在上海、泰国设立分支机构，还代销美丽牌和鹰牌香烟，由上海运至泰国。汕头公司则设厂自制香烟，由仰云和汀人许葛通任经理。由于产品质量颇佳，业务发展很快。后因制烟技师被同行挖走，质量下降，亏损过半而公司解体。此后由于友人相助他自赴泰国另辟市场，经营烟草生意，因用人得当，提高了产品质量，企业蒸蒸日上。又在越南西贡组建了“建丰米业进出口公司”。民国27年回香港寓居期间，还曾先后与友人开了“广诚昌”“广华昌”等纸行，为当时“连城宣纸”业的外销做出了一定的贡献。他自创业以来几经起落，但每次总是力挽狂澜，使事业发展壮大，至20世纪30年代已经获得了很大的成功。
周仰云热爱祖国，钟情桑梓。他的一生可以说是在我国社会动荡和世界风云变幻中度过的。面对民族危亡，他虽身居异域，却情系故国，始终以满腔的爱国热情和炽烈的赤子之心，时刻关注和支持祖国与家乡的建设事业。周仰云在泰国期间，祖国正受日本侵略者的蹂躏，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为共抒国难，他不顾自家安危，动员“广福”泰国分公司员工每人每月为国捐款三、五元不等，自己则带头捐资，每月必予凑足一万元准时由福建银行汇回国内，支持抗日战争。他深知培养人才对振兴民族和祖国的重要意义，大力支持家乡办教育，独资创办“明耻中学”（连城一中前身），校名取《左传》“明耻教战”之意，表达了他希冀家乡青年为抗日而学习的厚望。他还捐资支持办金山小学、周屋小学、隔川小学、姑田的书院庄、进化小学、北团溪尾中心小学等，受益学子达二万余人。周仰云一生捐资兴教，功在祖国，惠泽子孙，家乡有口皆碑。以外，他对家乡的公益事业也十分热心。如1938年连城修《连城县志》（民国版），他捐国币三千元，约占全额的百分之四十；又如捐资兴建彭坊大桥，修建安定大桥等，至今仍为连城广大群众所称颂；再如“捐医院，济难民”诸义举，“莫不慷慨输将，数年以来不下十余万金。乐善不倦，庶乎近焉。”（语见《连城县志》民国版）这种仗义疏财的品格，为家乡父老所敬佩，亦为后人所景仰。
周仰云慷慨大度，热情助人。许多朋友都因得到他的资助而顺利地度过难关。他资助朋友，既慷慨又有原则，那就是给钱之前，你要多少资本，如何经营，都要说清楚，目的在防止有些人借名义乱花钱而失去他接济的意义。他热情助人，却从来不望回报，即使后来自己有了困难，也从不愿向人谈及，更不愿向朋友伸手。有的朋友送去财物，他总是婉言辞谢，一一退还。这种“施惠勿念”的胸怀，实在难得。
周仰云一生报效祖国，造福家乡，自己却克勤克俭，对儿孙的要求更为严格。他教育儿孙的宗旨，就是要他们懂得爱国爱乡，立志报国。他对儿孙说：“无论到哪里，都不要忘记了自己是中国人，是福建连城人，中国虽然贫弱，家乡尽管很穷，我们在国外做生意，却不能连中国和家乡都卖了、忘了。”“有钱要造福社会，有才要服务社会。”他还告诫儿孙们：“君子之泽，五世而斩”，社会不会有万年不变的豪门，世间的成就主要靠自己的努力。他要求家庭成员处处克制自己，不要炫耀财富，要学会自食其力。正是这种人生志向，善良心地，高尚品德，对儿孙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祖孙三代故园心，周千和、周年茂先生继承和发扬了乃父乃祖的传统，改革开放以来先后捐资人民币近三百万元支持家乡办学育人和兴办其他公益事业。周仰云的崇高的精神已在其后代中得到发扬光大。
周仰云逝世于1964年，享年八十。他的一生是艰苦创业的一生，爱国爱乡的一生，他的一言一行无不闪烁着客家人的优秀品质和中华民族传统精神的光辉。他的勇于进取、坚韧不拔的精神，诚信重义、勤俭节约的作风，谱写了一部壮丽情感世代的连城华侨创业史。
二、从竹丝挑担工到共和国功臣的余声云
余声云，连城县姑田镇上余村大洋塘人，1911年生于一个农民家庭。当时姑田手工纸业非常兴旺，纸乡的造纸原料竹丝主要靠附近的山内村庄提供，而上余村又是丰富的竹丝资源村庄，因此，每年有大量的竹丝要往姑田方向挑运，山区公路没有开通时来回要走100里山路，可见当时挑担工的辛苦。余声云则从事挑担工谋生。
余声云青少年时期就接受了革命思想，积极参加农民运动，不堪重负的他毅然放弃扁担于1929年6月在姑田大坂山参加了由朱德、滕代远带领的中国工农红军，同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2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历任红四军战士，红十二军司号员，红一军司号长；红军第一后方医院第一所副政治指导员，政治指导员。参加了五次反围剿斗争和二万五千里长征。经历了“血战湘江”、“攻打遵义”、“四渡赤水”、“突破乌江”、“巧渡金沙江”、“飞夺沪定桥”、“抢夺腊子口”等悲壮而光辉的战斗。
抗日战争时期，历任晋西北军区工卫旅二十二团锄奸股长，二十一团政治教员导。参加了著名的“平型关大战”。
解放战争时期，历任吉林军区政治部协理员，吉南军分区七十二团政治处主任，一六四师四九一团政治委员，炮兵第六师政治直工科科长。
新中国成立后，转入海军部队，负责海军汽车学校和莱山基地的组建工作，后调入海军机关，任海军部队群工部副部长，海后供管部政委。
余声云一生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人民军队，始终以国家利益为重，顾全大局，不计较个人得失，工作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始终保持了一个老共产党员的本色。
余声云一贯关心家乡的建设事业。为修建上余公路、大洋塘水电站，积极向地方政府要求，做了大量的工作，为改变家乡面貌、提高家乡人民的生活水平解决了根本问题，受到人们的尊敬和爱戴。
余声云因病医治无效，于1994年2月10日在北京逝世，享年84岁。
三、从伙计到政协副主席的邓礼宸
邓礼宸，连城县莲峰北街人。民国19年（1930年）连城县旧制中学毕业后，同他三叔邓建民及两个哥哥到姑田下堡街租一间小店，经营日用品和食杂。经过10年的苦心经营，积累了一定资本，便在民国29年（1940年）开始经营纸业、布匹、油品等，商号为“义隆号”。开始他把手工纸贩到潮州、汕头一带销售，再把山区人所需的布匹、煤油、糖盐、肥皂、漂白粉等贩运回来。抗日战争胜利后，他经营的纸品销路扩展到福州、漳州、香港和越南，并在汕头、越南开有纸行，后来还在汕头置有房产。在县城、朋口、漳州、福州、汕头等地设立了货运站或中转站。各站业务用电话联系。运输工具大小长车并用，河运海运相衔接。这在当时是比较先进的经营方式。邓礼宸的纸业营销对连城纸业发展起了积极的领头作用。
新中国成立初期，他曾被土匪绑架，押在深山里，吃尽了苦头。1950年下半年，中国人民解放军253团奉命到连城时，才将他救回。由此，邓礼宸对中国共产党感恩不尽，决心以实际行动来报答党和政府，积极参加各种社会活动，热心于社会公益事业。抗美援朝时，他为首捐献巨资购买“连城号”飞机和兴办家乡学校。1952年他与其他商号联合成立“姑田第三纸业联营所”，进一步发展连城纸业。1955年，他带头“公私合营”把自有资产全部投入李屋瓷土资源开发，兴办连城瓷厂，为连城的工业发展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
邓礼宸的一生，艰苦创业、爱国爱党、乐善好施为人所颂，曾被推选为连城县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一届、第二届连城县政协副主席。
邓礼宸于1990年5月因病逝世，享年76岁。
四、从纸工到上校的蒋树梅
蒋树梅，字雪香，连城县姑田镇上堡村人，生于宣统二年（1910年）十二月。他从小聪明勤奋，小学毕业后就开始学习干纸（焙纸）手艺，干起活来又快又好，每天所干的纸不用数就知道纸张的数量，也从不出差错。因干纸活又苦又累，蒋树梅立志要改变自己的命运，从那以后每天一边读书，一边干纸，晚上就跟着蒋文生学习英语，经过二年的努力，于民国二十年（1931年），带着从蒋文生那里借来的初中毕业证书到广州参加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的招生考试，不料这让蒋树梅考中了，蒋也因此改变了自己的命运。
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十一月二十二日，蒋树梅毕业于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八期步兵科。因为在广州学习期间有机会认识当时任校委会的国民党政要汪兆铭、唐生智、张治中等人，所以毕业后他被授为福建省保安第三团第一大队长。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就任福建省防空司令部第三科上校科长。
抗日战争期间，蒋树梅随着国民党福建省政府迁至永安吉山，抗日战争胜利后，蒋又随着省政府迁回福州。民国36年（1947年）正月蒋树梅在福州病逝，时年37岁。
五、从纸工到企业家的吴胜钊
吴胜钊，连城县姑田镇上堡村人，1938年9月生于一个农民家庭，自幼丧父，靠母亲挑烧纸焙的柴火供他上学。1952年他因家庭生活所迫，在连城一中初中还没毕业就回家种田了，凭着对家乡宣纸业的热爱和对“金姑田”盛名的仰慕，他开始一边种田，一边学习干纸（焙纸）手艺，然后学习捞纸手艺，使得困难的家庭生活得到改善。当时就有积极上进思想的吴胜钊，于1953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55年后到姑田供销社当营业员、统计员、团支部书记。1959年经上堡赖廷科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1960年后，他在连城县姑田公社担任公交财贸干事、民政文书，在姑田公社下山片蹲点搞社教工作。1967年后任姑田公社革委会副主任；1968年任连城县朋口乡党委副书记、书记、连城县农业局副局长；1971年任连城县文亨乡党委书记；1973年任连城县委办公室主任；1974年任连城县委副书记兼连城县革委会主任。
1980年底，他到龙岩地区造纸厂任副厂长、厂长。当时纸厂只有1台日产10吨的1760纸机，工人400多人。1982年吴胜钊提出了“三定一包、八大改革和十大放权”的一系列工厂内部责任制管理制度，后来纸厂的产值效益名列全省前茅。1985年前后龙岩地区造纸厂在厂长吴胜钊的带领下经过扩建和技改，新增加了三台纸机，主要生产凸版纸，胶版纸等，成为有工人1000多人的中型造纸厂。吴胜钊本人因工作成绩突出，从1984年到1989年连续6年被评为“龙岩市劳动模范”，1986年荣获福建省“优秀经理厂长”称号，1989年被评为福建省第三届优秀企业家，同时获得福建省“五一劳动奖章”。1989年调任龙岩地区轻工业局副局长，主要分管一轻工作。
吴胜钊自从参加工作后，对工作总是兢兢业业、一丝不苟，在当任龙岩地区造纸厂厂长和龙岩地区轻工业局副局长职务以及退休后，对连城的宣纸业和机制纸业总是一如既往的关心与支持。
部分论文与报道
明代 《天工开物》宋应星
清代 《造纸说》黄兴三
1937年 《工业中心》张永惠
1946年 《福建长汀造纸调查》中国工业合作协会编印出版
1979年12月 《中国造纸术盛衰史》陈大川
1987年9月26 国际商报“再现光彩的明清传统珍品-连史纸”吴福瑞
2002年10月 《中国传统手工纸事典》王诗文
2006年1月26日 深圳商报“像500前一样手工做宣纸”
2006年2月9日 福建日报“宣纸土地契”
2006年2月9日 闽西日报“这份土地契280岁”
2006年2月14日 福建科技报“宣纸土地契”
2006年3月22日 海峡都市报“两块印版见证清代商人打品牌”
2006年3月3日 闽西日报“连城宣纸古老工艺发新枝”
2006年8月5日 上海东方早报“竹素守望”
2007年5月14日 福建日报“连城宣纸守望者”
2007年5月21日 福建日报“姑田宣纸有了女传人”
2007年9月17日 海峡都市报“连城宣纸制作工艺列为第二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2008年4月21日 闽西日报“无奈的坚守”
2008年4月 《纸史研究》二十辑
附录一
造纸成功莫忘邓绥
台湾·朱志燿 上海·荣元恺
东汉蔡伦发明造纸，功盖万世，青史留名，举世颂仰，岂容一二沾名者肆意中伤？深考其身世，家境贫贱，幼年失学，身受腐刑，屈居奴婢。即在造纸时亦仅小黄门兼尚方，职卑位低，佚仅六百石而已。既非博学鸿儒，又未位列公卿，上有少府监管，下无尺寸之功，何能孜孜试作，动用如许资财，费时十六寒暑，建此不世之功，诚不可思议矣。难怪为今之某些学者所轻，千方百计非之也。
原来他们只知道蔡伦是太监，不知太监身后尚有“不爱金玉，独爱纸墨”，古今无双的贤妃邓绥在。邓绥何人？即史称之邓贵人，邓皇后也，她总管三宫六院宫女、太监，蔡伦一举一动，唯后妃之命是从，此必然之理。有邓皇后全力支持直接推动，再加蔡伦百折不挠坚持不懈，则何事不成，何功不立哉。当明此理，则蔡伦之成败，实与邓绥不能分开。故云造纸功成，莫忘邓绥，研究纸史，溯其源流，不得不从邓绥说起。
索隐发微 治史有责
袁宏《后汉记·和帝记》：“永元十四年冬辛卯，立皇后邓氏。初阴皇后时，诸家四时贡献，以奢侈相尚，器物皆餙金银。邓后不好玩弄，珠玉宝物，不过于目，悉令禁绝，令岁时但贡纸（绢素古纸）墨，通殷勤而已。”观此，不禁令人感慨。自古迄今，举世上下，终日营营，无非求财。而贵为皇后，对珠宝金玉不屑一视者历来罕见，唯邓绥超然财利之外，德高望远，实为古今中外，独一无二。
不论何项古代史书，均对邓绥好学不倦，勤政爱民的才德，叙述周详，而对她直接推动蔡伦造纸的作用，均略而未提，但研究历史者，从她“不爱珠玉，独好纸墨”的特性上，深加分析推敲，不难举一反三，则其对造纸发明所起的主导作用，即不言而明了。笔者认为，何绍基《东州草堂文抄》的《纸赋》中说：“岂云智者创机而巧述之，无如上有好而下甚焉。”文中，上句的“智者”指蔡伦，“巧”指左伯，末句的“上”指皇后邓绥，“下”指蔡伦。由此足以清楚地说明了在邓绥的亲自指挥与大力支持督促下，蔡伦受命一再创造改进，终至成功的历史事实。后来，台湾的劳斡教授一文中也指出：“邓后罢免一切供奉，只留纸墨。”可见她对纸是特别爱好的。因此蔡伦造纸的成功，和邓皇后的爱好有若干关系的。史学家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第二编中也说：“蔡伦造纸，可能受邓皇后的影响，和邓后有关的。”可惜他们虽已看出邓皇后与蔡伦造纸有直接关系，但都未能进一步加以探索。
经对史料反复考证表明，蔡伦受命摸索试验，在绷紧的麻布帘上，把纸浆浇泼出了最初的真正纸（植物纤维纸）后，认为纸的创造已大功告成。但贵人邓绥却以为尚未达到预期之要求，乃督促，勉励蔡伦继续改进，一定要造出可以取代缣帛能用于书写的纸来。
由于有了邓绥的直接推动和支持，少府焉敢留难，要钱给钱，要人给人，尚方蔡伦才能继续改进，创造出可以连续捞（抄）纸的活动竹帘和可以解决湿纸揭分困难的“纸药滑汁”等，最后完成了一整套可以成批生产（植物纤维纸）的造纸工艺来，于公元105年，正式上报朝廷，向全国推广。
所以，不难得出结论：“世有伯乐，而后有千里马。”同样：“故有邓绥，而后有蔡候纸。”宫中有了贤后邓绥，才有尚方蔡伦的成功，否则纸的发明仍将遥遥无期。相反，如果仅有促使蔡伦“造意”发明造纸的社会迫切需要而没有邓绥直接领导和在物质条件上的大力支持，则蔡伦的发明也难以实现的。
孟子对事物的成败，归纳为天时、地利、人和，他说：“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此对纸的发明也同样适用。历史条件是“天时”，皇室工场尚方监是“地利”，聪明沉着，百折不挠的蔡伦是“人和”，人的因素是一。但是，人的因素中，蔡伦是内因，邓绥是外因，内因必然与内因结合起来，充分发挥，才能创出空前盖世之功。而反观西汉宫中却无此人才，汉武帝皇后卫夫人，汉成帝皇后赵飞燕，都出身于歌女而已，在终日沉缅于宫延享受与靡靡歌舞生活的皇后之下，尚方中即使有十个百个蔡伦，也决难发挥其才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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