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旧时宣纸的包装与运输

 （一）、宣纸包装

  旧时把宣纸剪成或切成一定大小规格后用纸篓包装，如宣纸每件包10刀，每刀100张，合90斤；大连纸每件15刀，每刀85张，合90斤；粉连纸每件5刀，每刀200张，合62.5斤；连史纸每件包10刀，每刀100张，合26斤。先用油纸或蜡纸把宣纸包装一下，再放入竹篾编成的纸篓中，纸篓内周边塞放竹箬（做粽子用的竹叶），用笋壳包其四角，这样可以很好地防止潮湿和运输过程的损坏。据说纸篓在码头上装卸时不慎掉进水里，捞起后里面的宣纸还不会浸水。

  在纸乡姑田、曲溪一带做竹篓包装宣纸的都是文亨雷鸣地人，他们世代精于此活，不过20世纪80年代以后，大家用纸箱和塑料袋同时包装宣纸了。

 （二）、宣纸运输

  康熙《连城县志》“疆域篇”记载，自县治至布政司一千七十五里，达江南三千八十里，达北京五千九百四里。水路：姑田里路经秋家岚五十里至小陶、乘舟一百二十里至永安、抵延平，下通福州、上达北京；自县南六十里至朋口，乘舟下上杭，抵潮、广。连城纸区地处三江源境内，在陆路交通不发达的时期，外运主要靠的是水运。首先用肩挑和独轮车送到各水运渡口，用小木船运到大船转运处，改用二三十吨的大船运到出海口的大码头。小木船形状狭长，两头尖，平底，篙、帆、绮俱备，适用于山区河流航行，结构简单，驾驶灵活，只要一人撑篙运行，可载重1.5~2吨。纸区被高山峻岭所阻隔，交通十分不便，要想到水运渡口还得翻山越岭，走的是羊肠小道，足见旧社会工人之辛苦，体力劳动之沉重。首先用肩挑，挑工用扁担，打杵凭人力挑上若干斤（一般在100~200斤不等），新手挑工挑2担纸，老手挑工挑3担纸，挑至上船地点，然后转运它处。二是挑到其他的纸行交货。纸区宣纸外运水路渡口有三：

 （1）、万安渡口：属龙岩管辖，是九龙江上游第一个渡口，流经漳平、华安至漳州石码，途中在华安换大船，到厦门、泉州出口的宣纸就是从漳州分流出去的。姑田至万安溪口有110里，经元甲、賴源上村、石槽甲、竹贯、梅村到万安（旧称溪口），用三天时间走一来回。回来又挑回其它物资。中途都在竹贯过夜。这一去一回220里路，过去叫“走溪口”。

 （2）、小陶渡口：属永安辖区内，是闽江支流源头上的第一个航运渡口，经永安、三明、南平至福州，在南平转换大木船（小陶的小木船只能装载40担纸约4000斤），到达福州南台码头，纸行主要设在上杭路和下杭路。姑田经新亭口湖口下小陶全程50里。挑纸工从早上5点开始赶路，中午可到小陶，缷货后再挑上其它货物回来，当日可回到姑田。此路是最热闹、最繁忙的商贸之路，被称为“走小陶”。

（3）、朋口渡口：此处民船曾发展到70多艘，由朋口配船经矶头、上杭、峰市、茶阳航线至潮安集中。各站设有过驳栈，专门代各纸号转运，力求转驳迅速、及时。清嘉庆《大埔县志》记载：“石上埠附近汀水棉花滩一段河道，礁多流急来自粤东各处贸易行舟至此过山”。民国版《上杭县志》载：“赣南闽西百货至此，必起岸入行，转雇肩挑过山十里，由广东石上、改轻舟、经大埔潮汕而出海”。

  由朋口至潮安航线礁多、滩多，从上杭至峰市120里就有120个险滩，经常发生船祸，不是船底入水便是船破沉没，使纸商损失每年约三万至六万元。曲溪乡造纸师傅73岁的陈炳和是广东澄海县城关人，曾多次回家探亲，走的就是这条路，名为商路，实是一条危险之路。过去有许多商人因货物在险滩中翻船而破产。民国24年（1934年）后福建至广东梅州公路开通，宣纸改用汽车运到梅县松口下船。从松口至潮州要走一天，回来逆流而上用汽轮拖着木船得用二天时间。姑田至朋口有100里，经曲溪、李屋、席湖营到朋口，挑纸往返要三天，中途在席湖营住宿。民国24年开通了永（安）连（城）公路，从此这条道改用独轮车来推了，干这活的是文亨席湖营人，他们一来就是几十辆车，上坡时互相帮助，前面一人拉车，后面一人推车，保持身体平衡，吱吱呀呀，沿路前进。每辆车推纸三担约二百八十斤，一天可走50里路。

  除此之外，纸区所用的竹丝、石灰等都是由山区四面八方的料户挑到槽户中，这里许多山区是石砌路，雨天也能行走，称为大路，小路则是非石砌路。在这些古道上每隔三五里就建有路亭，供路人乘凉或避雨，得益最多的是日夜兼程的挑担工。这些亭子都是座西向东，为附近地带村里人所建。每个亭子都有亭名雅号，柱子上题写地方文人的对联，不管你走到哪个山村，歇足之余都能感受到文化的存在熏陶。

  直到民国24年（1934年）后，连汀龙公路和永连公路通车，大部分的宣纸和物资用卡车运输了。但在山区仍无公路，原料和物资还是用肩挑。笔者曾记得幼时亲眼所见一二十人的挑担队伍。现在的运输同过去相比，可真是翻天覆地的变化。

第二节    走出大山，闯荡四方

  清代闽西地区包括汀州府属各县和龙岩直隶州属三县，大都居住客家人。闽西以山多田少而著称。《闽都疏》称：“闽西诸郡人皆食山自足”。明代以前这里是福建社会经济比较落后的地区，交通闭塞，山民过着相对封闭的生活。不过明末清初随着闽西农作物和手工业商品的发展，这就势必冲垮相对封闭的社会环境。《临汀汇考》载：“先时徽贾买山，连伐数千捆运人瓜步”。明代徽州商人就到闽西来贩运木材了。

  乾隆《连城县志》记：“行货商，居货贾，熙来攘往，天下胥然，连之民岂能株守一隅哉？从乡生计，虽逊从前，然纸贩木商，浮梁买茶者犹是，游武夷，入百粤，而赣旅尤多。”《龙岩县志》载：“本邑行商几遍全国，清乾嘉以来，凡商于大河南北者，均有会馆之建筑与设备。”清代闽西几乎县县都出商人，但其中以永定、上杭、龙岩、连城、长汀等县为多。闽西山区除有丰富的竹木资源外，还大力种植烟草，蓝靛等经济作物，丰富了山区农产品的资源。永定、龙岩大面积种植烟草，并行销大江南北，所在之处皆有龙岩人的烟铺，在北京的烟商还创建了龙岩会馆。上杭县以种蓝、销蓝而闻名东南地区，在清代中期，上杭商人几乎垄断了全国的靛业贸易，并在江西、浙江、广东、上海、佛山、汉口等地建立上杭会馆。经营纸业则以连城、长汀为最具规模，并行销湖广、四川、杭州、广州、香港、潮州及东南亚南洋地区。闽西手工业产品中销路最广的莫过于纸，曾在福州、厦门、潮州、漳州、香港等地创建连城会馆和汀州会馆。

  由于贩卖本地物资有丰厚的回报，许多善于经营的商人活跃在商品流通市场上，在福建商帮队伍中多了一支劲旅，可与泉州、漳州、福州商人并驾齐驱。他们凭着客家人吃苦耐劳的精神，闯荡商界，活跃在海内外，为繁荣闽西山区商品经济，推动闽西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作出很大的贡献。

  闽西各县地处群山环抱之中，交通非常不便。但是由于处在闽粤赣三省交界处，通往境外有三江流域的水路及陆路，出省贸易成了闽西商帮必然趋势。随着闽西手工业产品的不断发展，与外界的交流就更频繁了，这里的山民不仅耕读为本，还外辄工商，从明清以来连城纸业商人随着闽西商帮开辟了许多商贸之路。

  1、韩江流域。沿着韩江的源头，顺流而下，经上杭、永定、广东大埔后，抵潮州。民国年间这条流域船舶之多有“上河三千，下河八百”之说。潮汕地区因此成为闽西诸县及江西的货物集散地，是经济繁荣、万商云集的大商埠。成就潮州的不仅是地理环境的优势，还有人文环境的特点。清代时期，潮汕有几十万人到东南亚国家谋生，在越南就有十多万侨民，这些侨民中有许多人又回到潮汕经商，贸易往来。连城纸商利用潮汕商埠开设了纸行，有一二十家，转销到东南亚许多国家，其中以销往越南的数量最多。如连城姑田的义隆号、洪春号、元茂号等纸庄曾在潮汕、越南等地设立纸行，并加入在潮州的汀龙会馆，在佛山则有长汀与连城纸商共建的莲峰会馆，足见潮州是连城纸商出入的重要门户。

  据说，当时潮安设有七家纸行专门代连城各纸号卖纸，这七家中有一部份是连城人开设的。纸行之间竞争较为激烈。潮安大逢源纸行掌柜林佳明的经营方式有过人之处，他精通纸业知识，识别力极强，只要将纸摊开，即能侃侃而谈分析纸质的优劣，对信息行情也了如指掌，因此每次提出的售价都能获得买卖双方的肯定。

  2、九龙江流域。自明隆庆年间起福建漳州府海澄开港“准贩东西二洋”。从那以后就有西班牙、吕宋人到漳州贸易往来，购买生丝和土特产品。而厦门自鸦片战争后开放海口，成为东西洋进出口货物集散地。所以漳厦一度成为东南亚进出口贸易的重要港口。连城纸商利用九龙江水运优势，在龙岩万安下船，经华安至漳州石码、海澄码头，在厦门、漳州开设纸行，并建立了连城会馆。闽西食盐原来是潮州供应的，但在清末后福建惠安盐田产盐的品质高于潮州，后来九龙江成为闽西食盐供应的主要通道。

  3、吴越京津。闽西通往吴越商道有二条，一是由闽江顺流而下，到南平转浦城至浙江江山、衢州后，沿钱塘江而下抵杭州、上海、乍浦、苏州等地贸易；二是由水路经永安、南平至福州后，转大商船运到上海、杭州、苏州、天津、北京等地。清康熙版《连城县志》载：“谢超，事诸兄以友闻，初艰嗣，商于潮，潮有负官者……又商于吴，时告缚不下千余，超取券焚之，卒不所责。”特别是康乾盛世时期，江南有着独步海内的刻书印书业，笺纸加工业，却纸张匮乏，需从福建等地运输入大量各种纸张。三藩之一耿藩作乱时，江南纸价骤长，平定后纸价渐平。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在苏州经营纸业的汀州府商人曾建立了汀州会馆。

  4、江右汉口。向西过闽赣交界的武夷山脉入赣南，利用赣江之便水陆联通，可北上湖广至四川。康熙《连城县志》记：“即如产纸也，海忽不航，纸售外洋获大利，售于江右仅值耳。”汉口自宋代以来是中国四大印刷基地之一，可见用纸量之巨。立足汉口，贸易长江上下游的许多城市，把连城纸张贩往汉口的大都是赣州一带的商人，在当时的情况下，只有他们才了解汉口的纸业行情。到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后，连城纸区的大部分纸张开始销广东及海外。

  第三节 经济繁荣，富甲一方

  随着姑田、曲溪、莒溪的纸业发展，纸区对外的交流不断加强了，许多纸商到潮州、汕头、漳州、福州、香港、越南西贡开设纸行或往来经商，特别是“走广东”成为当时的一种时尚。清末以后广州最多西方商人光顾此地，而潮汕地区则是南洋国家商人光顾最多的商埠。这些纸商除了经营宣纸外还经营当地的木材、笋干、香菇等土特产。由于地域交通的原因，潮州成了闽西物产最大的交易市场，同时纸商们把潮州瓷器、沿海的海产、进口的煤油、肥皂等日用品贩运回到山区并分销各地。据说，当时的钱庄票号业务还不通时，纸商把银元放在煤油桶里挑运回来，这样可防止盗贼。

  由于纸业发达，大量的白银输入姑田，姑田一度成为闽西北商贾云集的物货集散地。这里有来自苏浙、粤东、上海地区的商人，他们把宣纸和土特产贩运到北京、天津、武汉、广州和海外。这时纸乡人无暇种田了，大米主要来自邻县清流，老酒靠永安和宁化商人提供，其他服务性的手艺活来自县城和长汀。自从乾隆年间以来，每逢农历每月五、十日为圩期，逢五为小圩，逢十为大圩，一月六圩。圩天时，永安县小陶、龙岩县万安、梅村、竹贯、清流县以及连城县城关、李屋、赖源、曲溪一带村民及商贩，都纷纷进入市场交易。赶圩的人数多达五、六千人，人来人往，川流不息，从早上八时起至午后三、四点，长达七八个小时，熙熙攘攘，热闹非凡。

  到民国时期商贸活动已相当有规模了，埠外的商品有棉纱、布匹、煤油、香料、糖盐、肥皂、药材、五金、瓷器、海产等，络绎不绝地倾入姑田。纸业的繁荣给当地百姓带来了实惠，生活水平得到提高。京果海味、布匹绸缎、日用杂货、点心糕饼、酒家饮食（以潮汕风味为主）等各行各业的铺面，也随之蓬勃兴起。

 （1）、纸业商号

  清末民初是连城漂料纸鼎盛时期，纸槽由原来的二百槽猛增到四百槽，年产量由原有二万担增至四万担，纸号崛起，犹如雨后春笋，竟达五十多家，其中最有名的有姑田上堡的洪春号、中堡广泰号、下堡吉兴号三家。洪春号由六股合资经营，每年每股可分纯利白银一千两，折合光洋一千四百元，名噪一时，人们称该号是一颗摇钱树。后来又有旗鼓相当、实力雄厚的新纸号出现，如南美庄、荫昌号、永和祥、义盛祥、元茂、义隆、肇春号。至20世纪40年代后姑田又有一批新的纸号出现，如振东号、振春号、集祥记、裕源、谦吉、集昌庄、春和成、蒋三益、明茂、恒升、周兴祥、玉华庄、李步苏、蒋述先、建国庄、建兴庄、建贞庄、建祥庄、建华庄等纸号。这个时期较为有名的宣纸商标有“双龙”、“双鹤”“飞凤”。“声振全球”、“虎牌”、“福爵”、“禄爵”、“丝球”、“金鼎”、“美玉堂”、“风行环球”等。据说新中国成立后姑田的宣纸由纸业联营所集中销售，因此没有在宣纸上盖解放前过去所用的商标，宣纸成批运到香港后，发现无原来的商标，被全部退货。后来只好裁去盖有纸业联营所的印字，重新盖上“风行全球”等老商标出口香港。由此既可见当时商业活动讲究诚信的程度，也说明姑田宣纸品牌的知名度。

  过去曲溪、赖源的手工纸几乎是由姑田纸号收购的，收购之时各自带上纸号的商标、等级、品名印章到纸槽户中确认纸质数量，并分为甲超、乙超、甲特、乙特、丙超、丙特三等六级。这种活动叫“开印”。宣纸出售外运时应缴纳10%左右的纸捐，完税后在纸篓上帖印花税票，这样运到渡口方可下船。这一天纸槽户得一定好好款待纸号老板。至今还有部分纸庄印号被收藏。

 （2）、其他商号

  七大酒家：上堡牛栏桥的庆丰号、裕茂号、兆丰号；中堡街路的聚昌号、泰兴号、宜昌号；下堡坎兜街的洪茂号等。

  百货布匹：主要集中在中堡老街，较大字号有：吉成号、广隆昌号、荫昌号、茂昌号，经营潮汕布匹、绫罗绸缎、日用百货等。还有许多客栈、药铺、面馆、医科、米行、肉行，在此未作详列。

  清末民初，随着商业往来的日益频繁，业务量不断增大，货币结算运送银钱的麻烦多起来了，于是姑田的永吉昌、南美庄、荫昌号、茂昌等商号，首先利用钱庄的汇票，如上海（申票）、潮州（潮票）、福州票，邑票等。当地人称这种汇兑手段为“飞钱”。莒溪的纸商义生庄、裕生源、福利行、大安庄、益美庄等都是利用汇兑票完成银钱的往来，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汇票对纸业和土产的贸易起了很大的帮助作用。民国时期，连城大商号“新顺亨”可以兑换许多汇票了。那时抽取的佣金为5%，汇往香港及国外的银钱，抽取佣金20%。

  据说，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姑田有一纸商拍电报给厦门商号负责人购买食盐，但是去拍电报的伙计把20吨写成了200吨，因此多发了180吨食盐过来。因战争的频繁，山区与外界的交通变得困难了，以至物价飞涨，这些食盐以一个银元二斤的价格卖出，主人因此发了大财。连城县在民国22年（1933年）就创办了电报局，采用莫尔斯发明的原始发报机，用纸条符号传达信息，曾为纸区的业务联系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第四节：闽西手工纸业与潮州纸行

  据嘉靖《汀洲府志》载：“下通河边，盐铁蓝靛杂货，于此贸易。”在郡城南门外的店头市和五通庙前市，有“四方货辏集于此”。汀州每年要举行一些有特色的周期性大型贸易集会。汀州东南五十里有个羊角庵，“每年正月二十日，四方商旅各以物货集于庵前，与乡人贸易，至二十二日始退。”在连城县市，“每岁四月八日为连城会，先期三月下旬，直隶江浙闽广各处客商，俱 土货于县前，至四月朔日，各以财货互相贸易，十日而退”。归化县、清流县也都有如此的大型贸易会。因此汀州府成为闽粤赣边经济区域的贸易中心。

  清朝开了海禁之后，潮洲府城成了闽粤赣边经济区域的贸易中心城市。据乾隆《潮洲府志》记载：“粤东城之大，除省会(广州)外，潮郡为大。”城内和近郊“不务农业”的居民达十万户。汕头原称“沙汕头”。在康熙末年，这里已有商船停泊贸易。到嘉庆年间，汕头成为“商船停泊总汇”，以梅溪为航道，与潮洲上下相通，因此成为闽粤赣边经济区域对外开放的门户。潮洲因其优越的地理环境成为了闽西手工纸的集散地。

  潮州的纸张主要来源于福建长汀、连城、上杭、永定、武平、龙岩一带。纸行分为福纸行和篓纸行。福纸亦称草纸，篓纸是因用竹篓包装而得名。随着社会的发展，纸张销量逐步增长，在潮洲市场它可与银庄、首饰、绸布、粮食等行当并驾齐驱。
  福纸类大部分是武平生产的包半、溪黄、加长；上杭出产的龙下、蚊香、溪黄、足百；永定出产的节包；还有南雄出产的东庄纸等。篓纸类是长汀出产的玉扣、山贝；连城出产的长行、玉扣、和士、上信，姑田出产的大连、中连、粉连、玉版、京庄、手本，莒溪出产的山贝；龙岩出产的重贡、贡川、长连、药水纸；上杭古田出产的毛边纸等。据说纸业销售最旺盛时，每年运进篓纸五千担以上，福纸达三百万块以上。

  在潮洲纸张销售种类里高连(包括大连、中连)主要出口安南（即今越南）、老挝、柬埔寨；玉扣纸运销香港；粉连纸加工截成卷烟纸，玉扣、重贡、贡川、京庄加工制成中式账簿及拟稿纸、学生用纸，用节包、龙下纸加工成南金纸，销往新加坡、槟榔屿和南洋群岛一带。加工出口的货件由汕头代理商前来洽购，每年数量可观，创下了不少外汇。龙下纸加工成北金纸销往天津、华北一带，每年内销价值约三百万元之巨。汀纸用于加工染色纸和迷信品和腊花纸。包半纸用于包装外还加工成引火煤介物—纸煤。以上各类纸张除出口外，外地区及本地区各县都到潮洲来批发。

  潮洲的纸行以代客买卖的形式赚取佣金为手段，纸行专门批发，纸铺做零售生意。行栈主要分布在东门街、下水门街、钱巷、西巷、东堤、东门城边一带，一般要靠近水道，以便货物起卸。这些纸行可分为独资经营和合资经营两类，独资经营的有客帮也有潮帮，客帮主要由自己运来纸张，潮帮除代客买卖外有的还派人到闽西山区设立纸庄收购各种纸张。

  1912―1930年间，潮州市场中有篓纸行八家，福纸行十家。篓纸行有成顺、瑞和、连安、荣丰、连兴昌、乾和、长安等。福纸行有荣兴泰、亿丰、德裕丰、春成、泰成、德裕增记、德祥、和昌、捷兴先记、广福成等。较为知名的客商有傅宝卿、李春楼、黄朝东、黄祖圣、周仰云、陈龙冈、张杏瑶。其中周仰云、陈龙冈是连城文亨人。据老行尊说：“纸行的资本大概一万元左右，大纸行代客买卖销售额每年约值四十万，收取佣金有二万元，占总额的5%。”